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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没有也不可能像现代西方存在主义者（萨特等人）那样，主张人是完全自由的，人的自由就在于选择的自由，而可供选择的可能性是无限的。

其实，这两种说法没有任何矛盾，只是从正、反两面谈论同一件事情罢了。点化是整体的体悟，解化则有理解、分解的成分。

以仁义礼智为情感的表义，这本身就说明情感才是人性的真正内容，同时又是理性的，在情感之上没有什么道德理性。虽然情感就是理性的，或者说是能够成为理性的，但是，如果迁于物或有心之累便不能自作主宰，便会出现问题。情之无失就是理，这种以情言理的学说，其本身就是儒家哲学传统的一部分，而与西方哲学传统有很大区别。欲之不纵，情之无失，就是理，就是善。因为人之性情也有其宇宙论本体论的来源，并不是纯粹主观的，也不是无自而生的。

一理也，自性而言，则曰仁义礼智，自心而言，则曰喜怒哀乐。但是，戴震并不是完全回到孟子，而是从孟子学说中吸收所需要的思想资源，对理学形上学进行了批判。孟子着眼于道德情感，而荀子着眼于自然情感。

《中庸》和《性自命出》都将命与性放在首要的地位，就在于从宇宙论上说明人性即德性来源。性静情动这一说法虽然早就有人提出过（《礼记》孔颖达疏引贺暘云：静时是性，动时是情），但作为哲学命题而产生重要影响的，应当说是李翱提出的情者性之动也这一命题。这样，情的地位就被确立了，性命也就落实了。他明确反对第一种意思而采取第二种意思，这样一来，就将两种意思对立起来了。

若道外寻性，性外寻道，便不是。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，人之所以感其性者情也。

[7] 他认为性并不就是恶，但也不是善，性有善质而未为善，是其基本观点。至于道，则是主体实践、主体活动的事情了。显发可以从哲学上说，但儒家哲学从来没有离开心理现象而谈论纯粹形而上的哲学问题，《中庸》当然也不例外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并没有离开情感而去谈所谓性理或心性之学，正好相反，从根本上说，所谓性理是从情感上立论的，或者是建立在情感之上的，因为性虽是形而上者，但离开形而下者之情，则无所谓性，这就是形上不离形下。

儒家所说的人道，主要是一种社会理性，即道德理性透过道德情感而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。是圣人之喜怒，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。这当然之理便具有客观性、普遍性，既在事事物物之中，又在情感活动之中，无所谓内外之别，只要能去掉形体之蔽，就能够释然而得。性自命出，命自天降如前所说，是讨论天人关系问题的，命作为目的性范畴，是对人而言的，不是讨论客观的必然性问题，也就是说，只有在说明人性来源的问题时，才有所谓命的问题，这就是所谓天道性命之学。

这同他的情有善不善，而性无不善[20]之说是可以并存的，因为情感毕竟是变动的，特别是喜怒哀惧好恶欲这一类情感，或有正与不正、中和与不中和之分，但不能说这些情感都是邪妄的。[35]继之者善是继什么而为善？继天道而善，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

情者性之动也，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。[7]《春秋繁露·深察名号》。

发动是从心理上说，未发、已发是指人的心理状态及其活动而言的，离开心理现象，便无从谈论喜怒哀乐之发与未发的问题。程颢讲定性的核心就在这里，即在情感活动之中下功夫，而不是守住一个不动之性。按照这一学说，情感与道德之性、性命之道完全是对立的、不可共存的，而他所说的性与道，则是具有绝对普遍性的形而上的性理。去掉自私之情，并不是取消情，而是回到本来的情，情理合一之情，也就是理性情。因为，人的生命首先体现在情感活动之中，而人的情感活动就是宇宙自然界生生之道即天命的有序性、目的性的最真实的体现。庸就是用，也就是常，可称为常道，中国语言中所说的庸常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蔽源于自私，而自私源于从躯壳上起意，即专从身体需要方面考虑，如果解除了蔽，人的情感自然便能适道。[10]《春秋繁露·深察名号》。

他推崇孟子的勿忘勿助长这句话，也能说明这一点。二、名理与性理 应当承认，宋明理学达到了儒家理性主义的高峰，他们普遍地建立起形而上学的体系，他们最关心的是道德理性问题，即所谓性理之学或心性之学。

《中庸》说：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。[25]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八，《二程集》，第204页。

荀子和孟子都用情感说明人性，这一点并无不同，但是着眼点不同，结论也不同，一个是性善论者，一个是性恶论者。道德情感是先天的，却是在经验中存在的。这就回到情感与理性的关系问题了。圣人之怒，以物之当怒。

从哲学上说，喜怒哀乐未发之前，究竟是什么呢？即使说成是性本体或本情（即性），那也不能离开具体的情感内容，而且更不能离开时间观念，如果离开时间观念去谈本体论，那只能是康德式的物自体，但这样的物自体不仅在《中庸》中找不到，在整个中国哲学中也难以找到。这也是程颢讲自然的特殊意义之一。

他有时讲天之自然，言天之自然者，谓之天道。真正值得重视的是，李翱在这里提出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命题。

程颢有情顺万事而无情之说，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是在《定性书》中提出的，而《定性书》是程颢的重要著作，为了说明问题，现将《定性书》的有关论述作一摘录： 所谓定者，动亦定，静亦定，无将迎，无内外。不仅如此，牟先生还赋予本体（即性体）以实体的意义，未发之体就是道德实体亦即宇宙实体。

人不同于万物之处，只在于人能推，即能够将人的内在情感推之于万事万物，实现万物一体之仁，并不是人有什么高贵之处，可以为自然立法。佛教又有定慧双修、以定为体之说，即认为修行实践即定是本体。二者似乎很难兼得，我们的任务就在于为它们划界，克服其不足，而发挥其优势，然后进行可能的整合。宋儒朱熹就是这样理解的，他认为未发指性，已发指情。

更重要的是，《性自命出》虽然提出一般的情感问题，但又不只是一般地讨论情感问题，而是讨论情感与理性的关系问题，因而更具有哲学意义。这一重要观点就是性情不相无说。

本情也者，即本体之情，但本体之情已不再是情而是性了。这所谓性之自然也就是情之自然，性情完全是合一的。

人之有性与情，就如同天之有阴与阳，因为人是天之所生，性与情的关系，就好比阴与阳的关系，不可相无。善就是好，就其具有客观的共同标准而言，亦可称之为理性，但这里也有心知的问题，名号的问题。